东川“新三宝”之—古铜

    古老的东川，有三千多年采冶铜矿的历史，在我国矿冶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东川铜因蕴藏丰富、质地优良而供天下。东川铜矿资源开发之早，储量之多，产量之高，历数千年开采不断，实为海内罕见，几千年铜文化遗存，使东川闻名于世，素有“天南铜都”之美誉。

     东川铜矿储量丰富，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铜矿产地，开采冶炼铸造历史久远。据史料记载，在上古时期，东川就出现了“马踏露铜”，殷商时期，东川的先民们以“火烧水泼”之原始冶炼技艺开采出古滇第一块铜矿石，揭开了古滇青铜文明的序幕；西汉前东川就已能制造做工精美、种类繁多的青铜器了，堂琅造铜器驰名全国，东川的冶铜业已具有相当规模；东汉时期，东川发明白铜冶炼技术，先于欧洲15个世纪，东川的冶炼技术首屈一指；明代，东川发明了斑铜工艺，成为云南进贡朝廷的珍品；清乾隆年间，东川铜的开采冶炼达到鼎盛时期，产量居全国首位，清朝钱币的70%是东川铜所铸，东川铜成为清朝政府财政支柱，乾隆帝御赐东川龙神庙矿“灵裕九寰”匾，褒扬东川铜对封建清王朝财政的支撑之功。史料记载，清乾隆至咸丰年间年产粗铜就已达8125吨，有矿工十余万人，产业大军远远超出今天的规模。新中国成立后，为工业建设的需要，东川出现了万人探矿的宏伟场面。

    东川铜铸成了北京故宫的龟鹤、贵州的黄钟、武当山的铜殿、昆明的金殿、1915年荣膺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斑铜制品、“红铜菊花锅”，还有三星堆青铜器……。西南王吴三桂以250吨东川铜在昆明铸就金碧辉煌的金殿，以示和清廷分庭抗礼，出尽一方诸候王风头，更成就了“华夏第一铜殿”之美名，也把古滇铜文明推向巅峰。被史学界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数十吨青铜器，据专家考证，三星堆青铜文物独具特色的青铜配方、炉火纯青的浇铸工艺，均来自于东川，这已成为没有争议的事实。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而东川是造就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最终归宿。

    铜运古道是华夏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川所产之铜，皆由水、陆运往京城及江浙等地铸钱，称为“京铜”，铜运之陆路，由东川汤丹经鲁甸、昭通、大关、永善或镇雄，然后分别抵四川永宁、星罗渡、豆沙关或黄草坪，再经四川沪州转水路运往江浙，全程一万里以上，途经现在的11个省、直辖市，辗转大半个中国。陆路道路坎坷、山高坡陡，每年几百万斤笨重的铜料全靠人背马驮，运输极为艰难，为缓解铜运不便的紧张状况，乾隆年间，云南总督庆复、巡抚张允随下令开凿金沙江航道，开辟水路运输道路，自东川小江口入金沙江可将京铜直接运抵四川泸州。金沙江航运工程的开凿，其工程的巨大是清代少见的建设工程之一，清政府对这一工程的重视可以和秦朝对长城工程及隋朝对大运河工程的重视等同齐观，清政府的努力，终于使长江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下游可以通航到东川小江。疏金沙江水道，历时六年，虽通航时间不长，但对东川的发展、西南五省区和金沙江流域各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交往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东川的茂麓古炼铜遗址、铜运古道、古矿洞、出土的以西汉五铢钱、东汉布币为代表的历朝历代钱币、铜犁、铜箭、青铜兵器与 “堂螂铜洗”、“牛虎铜案”、“滇王之印”等共同造就了古滇青铜文明的辉煌，成为华夏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